委員呼籲:提升家長和學生的「減負」獲得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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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原標題:「減負」話題引熱議,委員吁提升家長和學生的「減負」獲得感)

委員呼籲:提升家長和學生的「減負」獲得感

(原標題:「減負」話題引熱議,委員吁提升家長和學生的「減負」獲得感)

「我昨天晚上10點多的時候,一邊陪孩子寫語文作業,一邊刷手機看網上兩會提減負、減輕書包之類的報道。」新學期剛剛開學,廣州海珠區一小學家長梁敏儀告訴澎湃新聞(www.thepaper.cn)。

在剛剛過去的寒假,寒假作業成為了微信「媽媽群」抱怨的新話題,「本來想帶孩子出去旅遊,但寒假作業老師是按照每天幾個小時來佈置的,兩天不寫就堆成山。」梁敏儀說。

如今正值兩會期間,「作業」和「減負」再次成為了教育話題裡的熱門詞。

3月2日,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新聞發佈會上,大會新聞發言人王國慶曾就「減負」表示:「孩子們有時做作業到晚上九點、十點甚至十一點,做完作業他們上哪兒歡樂,到哪兒蕩起雙槳呢?」

在今年的兩會上,有代表委員提出「小學試行半天文化課半天實踐課制度來推動素質教育」、「正視『減負』誤區」等建議。如何真正將「減負」落到實處,成為了家長們關心的焦點問題。

寒假作業多且內容重複

「看到杭州市教育局發佈舉措說『晚上超過九、十點的作業可以選擇不做』,我們都覺得很好。」梁敏儀的女兒正在上小學五年級,在她看來,女兒語文、英語好,而數學較差,作業應該可以讓學生自行選擇,而不是所有科目必須完成。

她告訴澎湃新聞,女兒從5歲開始學鋼琴,這次寒假也不例外,同時,她還針對孩子「弱項」報了一個數學培訓班。「我們報的不算多,而且都是比較有針對性的,但寒假作業又多又缺乏針對性,感覺既浪費孩子精力,也浪費家人一起出遊、玩耍的時間。」

自從女兒上幼兒園開始,梁敏儀就關注教育相關的政策和方向。在她看來,減負最主要問題就是課外作業,「有些代表說減少作業量,但孩子在這個年齡確實是需要學習的,有些代表說減少上課時間,但這對家長來說又變成了負擔。」她說,可以讓孩子或家長根據學習情況自由選擇作業,是最為人性化的。

今年寒假期間,山西大學生李亞(化名)在網上貼出了上小學三年級妹妹小昕的寒假作業,在一張小小的便簽紙條上,小昕用歪歪扭扭的字記錄下了語文作業的清單:五篇日記、一本書、一套卷子、一本小練習冊、兩本書的讀書筆記。

李亞告訴澎湃新聞,妹妹每天要花近5個小時的時間來完成寒假作業,自從上小學後就沒有再出門旅遊過。最讓李亞不能理解的是:「兩本作業書裡的題型都差不多,內容都是一樣,但必須都做完。」

談到「減負」,她苦笑了一下,表示自己所在的小縣城不顧及這些,她對於「減負」也沒有太大的要求,只是希望「老師能佈置一些有質量的作業,讓學生花了時間能取得成效,而要防止追求數量」。

不僅是小學生,高中生也難逃寒假作業的困擾。今年正在讀高一的胡青(化名)寒假過得很緊張,不僅要在寒假25天內完成7門科目的作業,還有6篇字數要求在3000字以上的命題作文,題目也讓人哭笑不得:「我是一名高中生」、「我是一名xx高中生(學校名)」、「我的高中老師」、「我如何度過高中」、「人」、「中華文明」。

這六篇主題大多一樣的命題作文,讓胡青感到很無奈,「題目太相似了,寫了意義不大。像『人』、『中華文明』這種都比較偏議論,我們還沒開始學寫議論文。」

胡青表示,自己和幾個同學一直把作業拖到了開學前的最後一周,抄了部分《高中生守則》內容,湊了四篇幾乎一樣命題的作文。

代表委員談「減負」

自1955年教育部下發《關於減輕中、小學校學生過重負擔的指示》以來,60多年裡,國家已經頒布了九道「減負令」,並明確提出了《小學生減負十條規定》。

在今年兩會上,「減負」再次成為了教育的熱點話題,並將「著力解決中小學課外負擔重」的問題寫進了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。

談及「減負」,全國政協委員、北京市東城區史家教育集團校長王歡在今年兩會上曾表示,「一刀切」的量化規定忽視了學生的個體差異和地區、校際間的現實差。而校內「減負」校外「增負」,各類「輔導班」、「培優班」也讓家長「愛恨交加」,教師、家長特別是學生的「減負」獲得感還不強。

對此,她建議要有針對性地做好「減負四則運算」:「加法」就是把孩子的睡眠和運動時間加上去,把親近自然和興趣愛好加上去;「減法」就是嚴控課內外作業的數量、種類、形式、難度,把不必要的負擔減下來;「乘法」就是把多元評價的激勵機製成倍拓展;「除法」就是將違規的校外補課、辦班,以及各種違反學生成長規律的比賽堅決去除。

此外,還有代表提出應該在小學試行「半天文化課半天實踐課制度」。全國政協委員、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錢學明認為,在應試教育的重壓下,許多往音樂、美術等方向發展的學生,不是天賦和興趣使然,而是文化課不行而另覓他路。他建議在小學試行半天文化課半天實踐課制度,給學生們更多的選擇。

個性教育,也是素質教育的關鍵軸。全國人大代表、山東省教育廳巡視員張志勇認為學校應該因材施教,為每個學生提供適合的差異化教育,減少學生同質化統一強制性的負擔,增加學生自主性的多樣性學習。

全國政協委員、華東師範大學(分數線,專業設置)副校長戴立益也有同樣看法,他表明要正視「減負」的誤區,減負不是沒作業,而是要把學習主動權還給學生。他建議加大教師培訓力度,提高教師水平和教學質量。在他看來,孩子的課業負擔來自學校簡單而低水平的重複強化,過分強調重複書寫、記憶的知識,缺乏有針對性的強化與自由想像。

復旦大學(分數線,專業設置)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冬青提出一個新的思路,從責任主體抓「減負」過程。他提議建立政府、市場、家庭、學校、教師的問責機制,同時政府不但要履行自己的責任,還需要履行對各類辦學機構和教育教學行為進行「規則設計,規範治理,規律引導」的公共責任。

針對上述兩會代表們的「減負」建議,作為學生家長的梁敏儀談了自己的看法:「有些代表的建議真的是說到了我們心裡,但有的觀點還比較虛,只是提供一個想法,沒有結合實際。」

專家:落實「減負」必須要做細

「教育要不要有負擔?需要什麼樣的負擔?什麼負擔是過重的?我覺得這些應該作為一個很嚴肅的問題提出來。」在中國人民大學(分數線,專業設置)教育學院教授程方平看來,落實「減負」必須要做細。他認為, 談「減負」首先就要弄清楚「減什麼負」。

對於「一刀切」減負建議,程方平也持保留意見。「減負不代表降低教學質量,更不要把減負絕對化。」他表示,一味的片面倡導「減負」,反而會導致家長恐慌、學生恐慌、老師恐慌,甚至因「減負」引起許多現實問題,例如學生提前放學帶來的安全問題、學生課後學習、課外補習等等。

程方平認為,減負工作需要細化,更需要因人而異,不應該全國所有學生都實施同一個標準,提高學生學習質量的途徑是在因材施教的基礎上給適當的負擔,讓學生根據自己的狀態發展。

「例如大學數學分等級,中小學分層教學。」程方平說:「有的教學是服務於10% 、20%的尖子,剩下80%都是陪跑的,因為那80%同學的負擔承受力和基礎沒有被關注。」他指出,在大眾化時代,更要落實因材施教,尊重每一個學生的具體情況和基礎。

對於以上觀點,全國人大代表、湖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、華中師範大學(分數線,專業設置)教育學院教授周洪宇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也表示,「教育上的很多問題,看起來是教育問題,實際上是社會問題的縮影,所以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僅從教育的角度考慮,還要聯繫社會的方方面面因素來綜合考慮。」

他認為,減負應該標本兼治,「簡單地說,早上晚起一會兒,多睡一會兒,這些都不是治本之策,而是治標。」從教育內部來看,還是要提高單位時間效率,「要讓我們的老師、學生掌握科學的教育教學方法,在有效的、有限的時間單位裡達到最好的效果,不要低效勞動,甚至無效勞動,讓學生帶著作業回家做。」

責任編輯:潘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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